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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裂

林女心理學家巴夏克移民到美國,當時是教授,在她長期停留在美國之後,於一九四七年描寫歐洲持續下降的生活水準,並且認爲戰爭是主要導因。就像當時許多歐洲人,她對美國的網路行銷消費方式也有那種矛盾的情緒:「一家美國的『超級市場』對歐洲人而言是『超級超級市場』,這是美國富裕的體現,它的衛生進步,生活物資供給前所未聞地完整。我這一代的人在歐洲從未享受過供應無虞的新鮮蔬菜和水果。我帶著喜悅望著一月的草莓,秋天的覆盆子〔…〕超市的妥善包裝總是讓我對新的東西興趣盎然,用塑膠紙仔細的包著,然後放在可愛的容器或是罐子裡。沒有空氣、小蟲子,沒有咳嗽會沾到蔬菜,沾到玻璃底下冰上面的肉或魚。我常想到中歐的露天市場,那裡的貨品從大清早一直到傍晚露天擺放著,狗兒在客人腳邊跑來跑去,或是蹲踞在高高堆起的貨品堆上!在美國生活物資供應過多解釋了其無比的浪費。我不習慣侍女把半滿的盤子,或是剩下的麵包、奶油、沙拉和蛋都漠然地清掉。與變窮了 、被戰爭撕裂的歐洲的物資不足相較,我對美國的浪費是那樣氣憤。圈」一對法國記者夫婦苟謝,一九五三年在他們的書中,同樣談到了歐洲生活水準的情況,並引述一位美國百貨公司經理的話,他認爲歐洲慘況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壟斷和政治分裂,而兩位作者反而有些無措,只在最後下了結論表示:「他們〔美國人〕是快樂的,而我們在歐洲也許再也快樂不起來,卻未曾注意到。」英美回教徒和作家藍道一九五三年時,不僅對美國生活水準大幅超前歐洲感到印象深刻,他本身具有的歐洲式的節省和修補的觀念,和美國的浪費也有所衝突。他有些猶疑地試著對他的讀者解釋,浪費對高生活水準有其必要:「這種沒有節制常常看起來像是單純的浪費。〔…〕有一次我的襪子要補,我問提供住處的朋友的女僕,有沒有時間修補。我好比是在問她,她會不會從布魯克林大橋跳下去。『我們從不補襪子。』她回答的國的高薪資和普遍的富裕,部份和這種浪費有關。如果舊汽車、床鋪、鞋子、棉被、肥旨、奶油、蠟燭和水果比較少被丟到垃圾堆裡,那麼這些物品的製造就會減少,結果就會造成失業,而損及普遍的富裕。〔…〕且不論亞洲和非洲,許多東西在歐洲仍被視爲奢侈品,比如:汽車,在美國卻是日常生活用品,就像一雙鞋一樣。」另一個不曾住過美國的德國神學家提力克,因此對歐洲社會的缺點不甘願地承認,在一九五六年時以半懷疑半笨拙的語調,對這點如此表示:「雖然美國成年人的友善如此讓人高興,但我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在其他地方〔…〕從沒見過這麼多沒教養的孩子。〔…〕美國貿協的民主討論方式〔…〕以及隨後向孩子讓步的表現,教人看了覺得可悲。〔…〕美國人是一個新興民族,具有強韌的神經。而正因爲我們在舊歐洲比較老邁、比較神經質而且不是那麼精神飽滿,所以不能應用這種自由放縱的教育模式〔…〕我原本期待,這種教育的成果〔…〕應該是一群搗蛋鬼,然而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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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浪費

他們是可親的,無憂無慮而眞誠的小夥子。」奧地利記者和《薩爾茲堡民報》主編曼徹,一九五八年鑑於經濟景氣初期和汽車在歐洲普及,認爲城市交通將變成歐洲問題,並驚訝於翻譯公司的解決方式:「在歐洲的都會,負責交通的部門遭遇到似乎無法解決的困難。〔…〕令人憂心的交通混亂,在歐洲的主要城市因爲街道和空間並未增加,比美國任何地方都要嚴重的多。汽車在美國雖然也湧向四線或八線的寬廣馬路,然而街道配合這個流量而建,因此沒有阻塞,沒有問題。」一九六二年,當歐洲的經濟已經開始繁榮,德國作家、藝術評論家和文化批評家衛爾納仍然認爲歐洲在生活水準上大幅落後:「這個〔美國的〕高標準如所知的令人驚訝。然而更令人感到驚奇的,這個高標準的普及程度,這指的並非讓歐洲遊客起初感到氣憤的奢侈浪費,例如:他們就算住在小旅館,每天都拿到乾淨的手巾和浴巾,每天晚上在浴室裡看到兩塊包裝好的肥白匕。〔…〕就這種生活水準的普及程度而言,我們看到這在世界上是完全無可比較的,就算是富裕的瑞士也望塵莫及。仔細觀察的造訪者,起初幾乎會覺得:社會主義在這個國家確實地施行了 。〔…〕一開始他看到,電梯服務員、百貨公司裡的所有人、門房和博物館館長、汽車裝配工和停車場所有人,一樣吃喝、穿著無異、開著他們的大轎車。他們住處裡都有一些標準的用具,收音機、電視、冰箱等。」許多參與有關歐洲論述的人對特定的、和他們職業密切相關的歐洲生活水準感到沮喪,例如:歐洲大學^困頓。德國作家寇本一九五九年寫道:「〔美國〕大學的富裕讓歐洲人自覺貧窮。」無論如何,歐洲生活方式的落後在有關歐洲社會的論述之中不無歧見。舉例來說,有些歐洲人,當然是少數,甚至認爲歐洲尤其在社會保險、勞工權力、社會衝突規範,和比較沒那麼無度的消費社會上這幾點,都有所超前。然而大部分以這種觀點發表意見的歐洲人,終究確信歐洲的落後。其中可區分出兩個不同的觀點,而兩者之間沒有太大的關連。其中一個觀點認爲,歐洲的優點在社會福利國家,在普遍緩和市場經濟對歐洲大眾的負面影響上。另一個觀點相反地,認爲歐洲人對資本主義傳統的精神抗力是很大的一個優點,因此仍持一次世界大戰前很普遍的一個看法。上述的第一個看法,在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自我認識危機整整五十年後,仍屬少貝。然而它的重要性在於,它是另一個觀點的前身,那另一個翻譯公證觀點即是始於一九七〇年代的新的歐洲自信的支柱之一。法國女作家蔻恩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指出歐洲在社會福利國家觀念上的領先,然而是清醒而不帶優越意識的:「除了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以外,他們已經達成値得驚奇的措施,其他歐洲的民主國家沒有一個是公平正義的例證;但整體而言,資本被逼出一點小智慧〔…〕它做出讓步很多讓步,甚至是非常艱難的並非出於慷慨,而是爲了自我維持。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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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

人們認識到時代的潮流和資本的過渡發達是對立的,奇特的是就算在法西斯主義國家也是如此〔…〕;直到羅斯福出現,社會法律在歐洲的發展遠超過美國。〔…〕在美國,爲施行社會法所進行的抗爭仍然持續,而我們早就已經實施了 。 」奧地利作家羅斯一九三五年時也認爲,國家社會保險是歐洲的特點,而比蔻恩更認爲那是歐洲的die casting長處:「當〔美國〕總統將提交議會的社會保險法,當作前所未聞的創舉而半以讚揚,半以批評,這對歐洲人而言是奇特的,甚至是有些可笑的。老年、意外和失業保險,兒童和婦女保護等等,我們歐洲人,尤其是我們德國人,從半世紀以前就開始實施了 。對美國而言,它的施行卻的確是整體經濟和社會思想的革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更多而且重要的歐洲人,在一連串的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瑞典、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等進行徹底的社會福利國家改革之後,開始強調歐洲社會國家的特出之處。然而大部分的歐洲人仍未將社會福利國家視爲一種成就,而只是將它當成歐洲的特點,是美國所沒有的。歷史學家湯恩比一九五八年表示:「人類所面臨的社會問題,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一在美國,另一個在蘇聯,而第三種在西歐。北美的方案受到在新世界創造人間天堂的理想所啓發,而這個人間天堂應植基於私人企業系統〔…〕蘇聯對階級鬥爭問題的解決方案,就像美國一樣,以創造人間天堂的理想來實現,按照美國模式的想法卻是以消弭階級差距而排除階級鬥爭的政策來進行,然而兩者的比較僅止於此。美國人試著將工人階級轉換成資產階級,而俄國人則試著消除資產階級。〔…〕西歐解決階級抗爭的方式^它在英國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最受到爭議^和美、蘇方案的差異在於,它沒那麼教條化。〔…〕因此,目前的英國斯堪地那維亞方案,就是試著找出中道,以符合社會正義,組合私人企業和國家管理加以實驗。圖」法國記者苟謝夫婦,不像湯恩比藉著世界aluminum casting硏究,而是經由他們一九五三年的美國之行而認識到,社會福利國家是歐洲的特色:「我們試著向他們〔一些美國人〕解釋,在歐洲很少人在銀行存幾千塊美金以爲保障,這對他們似乎很難想像。討論到社會福利國家,他們試著保持客觀地說『當然,它也有好的一面』,然而可以察覺到,他們是本能地堅決反對的。」德國作家和社會學家馬提亞斯,他在一九三九到一九五〇年間移民美國,並擔任大學講師的工作,一九五三年時他也認爲歐洲的社會國家干預比較好:「除了經濟價値所設定的秩序之外,必須有第一 一個規範,其規範標準不受經濟價値所影響而是種等級規範。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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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

在這種規範之下無關所得,而是和貢獻相關,也就是對社區的貢獻,因而和其作用有關,〔…〕這在歐洲已經產生了 。」對他而言其結果是母親在歐洲受到比較好的物質照顧,對他而言女性的物質情況在美國「雖然比在歐洲好,只要她們未婚;然而當女性結婚以後,幾乎都比較差〔…〕女資,並且大部分不僅失去薪水,也失去magnesium die casting工作。」在英國求學而多次造訪美國的社會學家達仁多夫,一九五九年將社會福利國家描寫成歐洲特點,然而仍未將之視爲其成就:「在歐洲,社會福利國家與公民平等權利的思想,以及其社會先決條件息息相關。這也就是對社會生活變動所提供的最低保障,以對抗生病、老年、殘障和失業所造成的鉅變。然而社會福利國家卻完全不是美式思想,只有公共救濟的少數特定要素緩慢地在美國推動。刚」第一 一個觀點,揚棄歐洲生活水準完全落後的想法,乃是重拾戰前的論點。這個觀點贊同市場經濟在歐洲有限度的發展,以及在前工業主義的、前資產主義的歐洲傳統,並且視美國爲現代化的可怖面向。然而這個論點在一九一八年後的歐洲自我認識危機時期,不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具代表性,在許多歐洲國家的民族自我認同當中也沒那麼重要。在這之下還分出兩個論點。一方面認爲,歐洲消費的品質比較著重個性,比較沒有那麼隨波逐流。例如:德國記者哈費爾德就於一九一 一七年寫道:「歐洲農夫適應當地個別需求的方式,將生產的水果、蔬菜和肉製品在市集日載運到城市裡,在美國幾乎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在美國農夫眞的就像工業一樣,滿足隱形的消費圈的需求,而這個圈子位在他可及的範圍之外。訓」另一方面,歐洲的生活水準以其較大的安定性、較好的健康救濟以及沒有那麼機械化,而得到比美國高的評價。有些人也描寫美國生活方式可怕的一面。奧地利作家克列斯在一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羅馬擔任納粹德國的使節,於一九五七年認爲,歐洲的城市生活方式是優秀的,並且敘述了美國都市的可怖面貌:「美國都市充斥的危險,在歐洲只有在最大城市的某些區域才看得到,謀殺、搶劫、強暴和自助洗衣不僅隱藏在有色人種居住的城區和收容難民的地方:從照明不足的公園樹叢、黑暗的屋角,就連在百萬人口的都會最中心,都可能會突然出現罪犯,或粗暴而心懷惡意的人。〔…〕然而都市叢林還有另一個更爲隱匿的危險:大瘟疫。例如:小兒痲痹每年像可怕的魔鬼,撲進美國的大城,造成許多犧牲者,美國所有的衛生措施和對細菌的恐慌都束手無策,而歐洲的損失數字卻小到無足輕重。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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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驚詫

還有那像莫洛赫神一般毀滅的動力,夏日的高溫、突然降下的霜、狂野的颶風都貪婪地索命,每天都要求他們的貢品。刚」三二千四歐洲較僵化的社會不公平除了經濟衰返以外,社會交往形式當中的不公平,各社會階層和兩性之間較爲鮮明的社會區隔,社會晉身機會比較少等等,在歐洲自我意識危機時期,就歐洲人的眼光來看,也是歐洲社會的主要臭氧殺菌特點,而在危機之中,對社會區隔較爲僵化和晉身機會較少這兩點,幾乎都是批評而鮮少討論,只有少數歐洲人在其中看到歐洲的優點,美國幾乎一味地被當成正面的模式。批判當中的不一致逐漸消失,這種共識的廣泛程度令人驚詫,涵蓋了政治氛圍,尤其在兩次大戰期間大爲開展,從工會人士到自由派或保守的歐洲人,以及造訪美國的極右派都持此一看法。 然而這讓今日的觀察者感到迷惑,因爲當時人士對歐洲社會區隔僵化的一致批評,和他們對歐洲較大自主空間的狂熱,形成清楚的矛盾,兩者似乎缺乏一致性,就算社會區隔常被視爲中等和下等階層但沒有跡象顯示,當時人士察覺到這種矛盾。稍後會再談到這個矛盾之處。 首先要敘述的是對社會交往形式不公和對在歐洲的晉身機會受限的批評。對在德、法受教育,因而以自己的觀點了解許多歐洲國家的英國記者喬治而言,對於社會晉身機會在歐洲比在美國小是再清楚不過了:「個人的機會〔在美國〕仍然非常多,因此社會主義在美國比在歐洲沒有作用。〔…〕美國的窮人並不像歐洲的窮人被侷限在他們的貧窮裡,他們可因無法置信的幸運,或藉著不尋常的本事而脫離貧困。」女作家史密特對歐洲兩性之間的極大的不公平只有負面評價,並將美國模式與之對比:「美國女性活動時所擁有的安全感,是她們自我感受的結果。〔…〕美國男性不需要引人注目而對家中的女性成員發洩他們被壓抑的權力慾。這並非因爲他們比歐洲男性缺乏感性或比較溫和,而是因爲生活奮鬥他們爲自己選定的任務就是要無限制征服世界使得他們天生的權力慾望獲得了 一個巨大而需要不斷加以捍衛的對象。〔…〕這種兩性之間的自由放任,當然會讓許多歐洲男性感覺不快。這與生活態度當中明顯的理性主義相關,他們擔心這會造成對心靈和情緒的干擾,使他們無法讓女性變得全心奉獻。」英國記者貝洛克於一九一 一四年嚴厲批評歐洲社會,因爲他認爲歐洲的社會關係特別不公平,只重視財產,而使得個人和在美國社會不同無法獲得天然酵素的價値:「在歐洲,拜金主義從不缺席。〔…〕在我們歐洲社會以它舊有的社會階層,到處都把金錢當成準則來推崇,這實在可憎。〔…〕在大西洋此岸,屈從程度完全視財富而定。非常富有的男人在社會當中是特別而神聖的,這點在同等人之中更甚於在他的僕役之間。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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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撰書

窮人是無足輕重的。〔…〕在美國不以富有與否加以評判,他們可以因這種美德感到高興。」德國工會人士 ,在一九一 一〇年代後半的經濟穩定期間造訪美國,也同樣察覺歐洲交往形式較不公平,而且晉身機會比較少,和美國相較之下,對歐洲幾乎是毫無保留的予以負面評價,就算他們知道,正因如此他們自己的關鍵字行銷主義思想在歐洲比在美國容易站得住腳:「歐洲工人被生到這樣的世界裡,在這個統治階級的存在被視爲神的旨意的世界,並被宣稱爲恆久而無法改變的人類社會組織。美國工人還看得到個體在社會和經濟上的平等。〔…〕歐洲工人受到幾世紀以來的父權壓力所累,自己也還掙扎著至少要升起社會平等意識。〔…〕我們在這個國家的旅行途中,我們一再因爲工人們身在社會圈子裡所展現出來的安全感而驚訝不已,在類似的情境當中,歐洲工人因爲內在的不安和不自由,會感到手足無措。〔…〕我們認爲,舊世界工人階級在這種關係當中,還有很多可向他們的美國同僚學習的。〔…〕毋庸置疑的,美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每個工人比歐洲的工人多出許多的晉身機會,歐洲在資本經濟開始的時候,嚴格的階級區隔和財富分配都已經定型。〔…〕在美國的公眾生活當中也習於有意識的推崇勞動工作,在每次政治選舉,都可以看到、聽到競選人被讚美著,如何從沒沒無聞努力工作而向上攀升。1」從完全不同的政治陣營,也發展出看類似的論點,德國記者呂戴克,他在希特勒掌握政權之後爲納粹撰書,對美國交往形式當中比較沒有那麼不公平做正面評論,當然他是試著從納粹領袖意識形態,將美國社會加以轉譯詮釋:「社會情況〔在美國〕比較不具強迫性,也沒有那種主導今日歐洲的強烈緊張關係,係就沒有組織。然而生產領導人沒有一開始就將工人的從屬地位,視爲社會當中理所當然的事。〔…〕領導和被領導人之間比在歐洲更爲緊密相連。」歐洲大學的社會排它性是大部分參與有關歐洲論述者一個很重要的seo經驗,也被加以批評。德國社會學家布靈克曼一九一 一七年時確信:「美國大學對階級關係和平民晉身這個問題,和貴族統治的歐洲大學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完全不同,」因爲美國大學「是較爲民主的機構,會對沒有資產和社會依賴的子弟敞開大門,尤其是藉著它們龐大的獎學金系統。」在德國和美國影響力不相上下的世界經濟危機,也沒有使這個論調改變。一九三〇年,也就是世界經濟危機之始,德國心理學家穆樂I史圖海認爲歐洲社會晉身機會不佳,是歐洲絕望和階級對立的原因之一:「在我們歐洲製造出絕望、嫉妒,甚至對富有的人的恨,那種窮的人,生而爲赤貧的人,就必須永遠當窮人的那種絕望(晉身只是例外),那種貧窮像疾病一樣一代拖過一代的絕望。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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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歐洲

而在美國!爲何嫉妒富人?明天或者後天,或者一年五載後,窮人也會變得有錢,變得富裕。〔…〕從一階升到另一階,因爲這裡付給工人的薪水和主人的一樣,而在歐洲的辦公家具工資卻和羅馬奴隸的相當。」兩次大戰期間最著名的歐洲記者之一齊胥於一九三〇年批評歐洲的屈從性,並對美國下層階級的自信印象非常深刻:「階級區別的外在強調,像是保持距離和阿諛奉承等敬畏關係的概念,所有這些在歐洲,尤其在德國,是每個叼著雪茄的人都會要求『下面的人』做到的事,在美國並不存在。提到工廠主人、議會主席和老闆就像在說跑腿的小弟一樣;船長向加油的人討一根煙,小水手向首席工程師借火。他們完全不是平等的,甚至比在歐洲還不平等,然而因爲這裡只以美元評價,而且知道別人『有多少價値』,〔…〕因此強調階級就成爲多餘的了。剛」從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保守的哲學家凱塞齡一九三一年時也比較喜歡美國的平等觀念勝於歐洲的:「如果民主意味著平等,那就得承認,美國社會比西方任何一個地方都來得公平。〔…〕不過這種社會平等並非權力均等的結果,而是來自一種令人驚訝的平等想法。〔…〕美國對平等的觀點非但具有獨創性,而且基本上類似海關人員的想法:它隱含的和訴求的不是工資和財富的公平它要求的只是機會均等。」法國人羅茲一九三五年是個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在美國之旅後也同樣認爲,歐洲社會當中的晉身機會遠比美國的來得少:「階級之間和生活條件的區隔,〔在美國〕不像在我們的舊世界那樣的清楚。〔…〕在工業和商業上的職業,不像在歐洲幾乎是中產階級的獨佔市場。刚」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歐洲社會交往形式不公,和晉身阻隔的批評仍然非常嚴厲,美國社會仍然被當成正面的模式,只有少數的相反意見,其中之一是西蒙,波娃,她爲歐洲的晉身機會辯駁,在她的批評當中,借用美國人之間的論述,而他們的論點鮮少能使歐洲人信服。她從偏向存在主義,而非以社會學的觀點出發,她認爲年輕一代的戰後歐洲人擁有比較多的晉身動機:「對美國生活標準的『向上推』,使得下等階層一代一代向上攀升,已經逐漸結束了 。〔…〕這裡已經變成一個僵化的世界,人們只能在社會階級裡接受一個固定的位置。〔…〕而在歐洲,每個年輕人重新建構他們的辦公桌不管是出於排斥、高傲、佔有欲或恐懼,不管是顚的位置,這個世界在他之外,而且並不期待著他。刚」相反地,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份的歐洲人因爲較少的晉身機會和不公平的交往形式,而批評自己的文明1 。對比利時機械製造企業家芒森而言,歐洲缺少他一九五〇年在美國看到的,並且令他印象深刻的雇主和勞工之間的平等交往:「就算在反動的美國雇主身上,還是可察覺到,他們和勞工的關係不像在歐洲那樣強調身分差距。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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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改變

雇主一方面不容許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勞工有所不同,他們上同一家餐館用餐。〔…〕他們一起旅行,而火車車廂只有一種等級,沒有人會感到驚訝。〔…〕雇主和勞工抽著同樣的香煙,開同樣的汽車,而且都是非常好的車。」一九五三年,德國經濟學家撒林也對美國沒有歐洲的赤貧階級,做出正面的評價:「正因爲歐洲人的經濟和社會架構,除了瑞士以外,在所有國家當中,還有許多早期和資本主義困難過渡時期的殘餘,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承認下列事實的意義,也就是美國的大企業和辦公椅公會成功地阻止赤貧階級的產生,甚至改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產生的赤貧化。所有認爲赤貧化是資本主義無可避免結果的人,只能建議他們造訪一下底特律或芝加哥,或是任何一個南部大城,他們要在那裡找到無產階級的困難度,不下於在巴塞爾或蘇黎世。」多年流亡而熟識美國的柏林女心理學家巴夏克,一九四七年察覺了歐洲兩性角色不變的尖銳對立,她在美國「看到教授們洗碗,醫生煮早餐,而銀行總裁打掃自己的房子陽台。有兩次我必須定睛看著,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種在家庭生活當中的民主對我而言,是美式生活最好的特點之一。我希望歐洲人能學習這一點,然而我覺得他們不太會這麼作。家庭生活的原則在我的舊家鄉是如此固定,只有移居到另一個大陸才能體會到有其他可能性。在美國的歐洲人就奇妙地學會了這一點。1」奧地利人高斯在一九五七年批評歐洲的兒童教育,因爲它產生社會行爲的屈從性和不公平,而將之與美國的兒童教育加以比較:「美國家庭中的兒童教育非常自由,而且自由到在歐洲的我們無法想像的程度。不受阻礙的美國人從這時就開始成形,從不會導致次等情結,就算是面對心靈或社會階層高出許多的人。〔…〕這種身爲自由人的自我意識使他們免於卑躬屈膝、奴才心態或是阿諛諂媚,這種行爲卻常在歐洲懇求者與各機關打交道的時候看到。」德國社會學家達仁多夫一九五九年時認爲,歐洲的社會不公其原因在於晉身機會較少。在他看來「完全可以確認,認爲美國社會的流動過程完全不受歷史改變,以及在美國的晉身機會並不比歐洲多,這兩種看法到目前完全是沒有根據的。每個到美國旅遊的人和從前一樣,都談到親身經歷到這個國家仍有無數的晉身機會,這在歐洲僵化的階級結構之下仍停滯不前。」曾在美國和法國教學的法國大學教師阿那馮一九五八年也認爲,歐洲的社會交流比起美國較爲不公,而晉身機會也比在美國少:「人們在那裡〔美國〕經歷到人與人之間,在面對尙未開墾的土地時的平等,一種和舊世界的社會區隔完全不同的平等,不管這種區隔是基於出身或是財富。這種對人類而言嶄新的情況的回響,一直傳到舊歐洲最偏僻的角落〔…〕從來沒有一個森林裡的農夫,杜塞多夫的屏風隔間工人,克拉考的猶太裁縫能在自己的國家,從自己的階級脫身而成爲百萬富翁,然而,德國記者波爾赫而言,歐洲的不公平和家庭關係也有密切關連。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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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遺族

一九六〇年他將美國家庭呈現在歐洲人眼前,其「家庭結構〔在美國〕以歐洲人幾乎無法想像的方式,配合權威的放鬆,在政治意志形成當中如此被讚揚的『民主過程』,也在社會最親密的單位當中佔有一席之地。在美國丈夫、妻子和孩子以某種方式都是平等的。」以移民身分長期住在美國的德國物理學家德紹爾,一九六二年如此描寫歐洲的落後:「在美國,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比我們這裡小,他們沒有歐洲的階層和階級鴻溝。〔…〕因爲他們都是美國的公民。啊,他們彼此抗爭,如果一方沒有滿足另一方的期望就打個小官司,然而簡潔、就事論事,沒有『高等人』對『低等人』的那種自抬身價。沒有一種正當的會議桌工作是種羞恥。曾是賣捕鼠器的或是送報童的人可以到任何地方,只要他是正直的人,舉止得宜而且付得起。沒有一扇門會在他面前關起,只因爲他的雙親貧窮或來自『下等』階層。」爲德國和奧地利自由派報紙撰文,對亞洲和拉丁美洲也多所著墨的瑞士記者史圖齊,一九六一年有非常類似的描述:「歐洲文化長久以來,直到現在都還是一種貴族統治文化傳統,它對不同的人民階層設定了等級秩序。文化階層通常和社會階層相契合,然而卻不一定互相涵蓋。對歐洲的知識上層階級或是平民大眾而言,巴哈、達文奇、霍夫曼史塔、尼采,以及賽福雷的瓷器、都伯林的壁毯、路易十五的傢具和水晶燈罩是上等階級的特權,工人、農人和小資產階級根本不會想望。〔…〕那是文化傳承者的階級,是生在上層資產階級而成爲資產階級的學術份子、貴族遺族、有影響力的藝術家和正在消失的少數自學者所歸屬的階級〔…〕在美國沒有這個階級。」他並且批評歐洲的學校,「有那麼多歐洲的孩子們〔…〕在沒有愉悅可言的學校軍營裡,要受那麼可恨的義務工作所苦。」相反地,他因爲美國的學校系統而羨慕美國,美國人被教養成「面對別人,尤其是『高等』同胞沒有任何壓抑的感覺,而且很容易面對比自己『低等』的人,這對我們許多人而言是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就算他在美國也發現和歐洲類似的嚴格社會區隔,然而他將之歸類爲非美國的,是歐洲的,是美國社會的雜質。 前面已經提過,很明顯而當時人沒有注意到的相矛盾的一點是參與論述者並未批判歐洲社會區隔的基本觀點:即雖然也受到威脅,但當時仍屬崇高的知識和學術份子的社會地位。參與有關歐洲的室內設計論述者常以身爲歐洲的文化殘餘優勢爲自己的社會階級地位辯駁,這在上面已經提到過了 。然而他們也常直接對自己階級在歐洲的特殊地位提出訴求,或捍衛這種特殊地位使它不致受損。德國女記者和倫敦大學的社會學家綠德肯斯一九一 一九年認爲,歐洲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所受到的威脅,來自於「歐洲知識分子^尤其是德國知識分子所處的特殊環境。他們原有的獨特壟斷地位,因爲資本主義造成的民主發展而日漸受到壓縮,〔…〕〔此即〕今日每個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發展出來的顯著現象:精神與社會方面的整體變革。 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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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喜悅

其特徵就是打破了『知識階層以往擁有的文化壟斷地位』。這表現於電影、收音機、爵士樂、體育活動、健身運動;表現於普遍轉型爲多彩繽紛和對生活的喜悅;表現於認同俗世、肯定『衝動本能』(朋恩的用語);表現於婚姻關係的結束,或至少也表現於承認婚姻出現了危機於是導致婦女的解放。也就是說,這意味著社會排他性和設計體制的消失、以往身爲文化財產唯一擁有人的特定階層已被社會新出現的『大眾』特色所取代。」一九三〇年,德國作者浩斯曼對歐洲知識分子的特殊地位,也有相似的理解,雖然不覺得他們自己受到沈淪的威脅,但對他們自己的優勢也有深沈的內在懷疑,歐洲人「就是覺得,他〔在美國〕旅行時惹的同遊者惱火,因爲他不隨俗,每到一站就買報紙而且埋首其中,整天就這樣坐在那裡,或看著窗外發呆。大家在美國就是不做這種事。〔…〕思考會讓本能、醒覺和意志痲痹,而正是這三點適合美國這個國家。腦子餓了?丟給他一份報紙就夠了 。在歐洲我們有古老哲學,以及詩人隱晦而甜蜜的語句。然而我們也有疾病和沈淪。美國是沒有思想的,說得確切一點,美國是原始的,然而它沈醉在力量、年輕和行動中。要把優點判給哪一邊呢?圖」對作家克勞思,曼而言,歐洲知識分子的危機在第一 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更甚,對他而言不僅是社會降級,而是完全的失去方向。各個陣營紛紛瓦解,那些知識分子在一 一十世紀所支持的獨裁者,以及爲獨裁者所準備的思想皆在道德上喪失信用:「就知識分子主要被當作精神價値,而非物質成就而言,他們是教士的承繼者和世俗的相對物。〔…〕教士可依賴已有的倫理和形上學系統,而知識分子卻要爲〔…〕他自己的原則和福音奉獻,以發現他自己的眞理。」然而在他看來,戰後時期卻不再提供這種角色任何空間:「每個在歐洲的人都受到折磨而且感到不安,知識份子尤其如此。佛洛依德所說的『文化的不舒適』,這種不知覺和興趣缺缺的憂慮感,一段時間以來存在於現代文明之中,如今有如急性病,有著撕裂痛苦的徵狀。」瑞士作家魯居蒙一九五一 一年時也認爲歐洲知識份子失勢,並將這種頹勢以其在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訴求加以衡量:「應該將眼光放在知識分子身上嗎?至少理論上確定,他們的使命正是爲歐洲發展一個清楚的概念,以描繪出人類天性以及他在這世上的地位,使人類在社會、政治和經濟上做出適當的結論。然而危機最明顯的徵狀之一正散播全歐(隨著歐洲而至整個西方世界),那是我們知識分子面對自己造成的現實時的無力感,包括民族主義、階級鬥爭、原子彈等等所造成的後果。」而相反地,在西蒙,波娃眼中,知識份子在歐洲社會的崇高地位,和美國的恰成對比。一九四九年,她對一九四七年的美國室內設計的記載中,敘述了 一位美國作者,他「對我們這裡有些作家今日還享有的聲望感到驚訝;大家清楚那些作家的優劣,他們有他們的重要性。 edit